作者：林达 知名旅美作家
6月24日，广播里有一条两分钟的新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一天对众所瞩目的“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作出了裁决， 维护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对新伦敦市一项征地计划的判决。公共电台著名法律评论员尼娜。图根博格指出，此案的意义是，最高法院对“国家征用权”这一概念作出 了又一次解释。中国国内媒体也在第二天迅速报道了此事，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准许城市推倒民宅，以便为建设商场或其他私人项目让道”，“裁定意味着美国私 房房主的权利将进一步萎缩”。这让人联想到，一向强调严格保护私有财产的美国，是否也将上演强行征地拆迁呢？美国人如何处理城市规划中的征地拆迁？
征地源于发展城市经济
新 伦敦市位于康涅狄格州，历史上是个依靠军事基地生存的小镇。美国海军原来在这里有一个水下中心，军事基地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活力。1996年，联邦政府裁 军，关闭了这个基地，解雇了1500名雇员。小镇失去经济支柱，迅速走向萧条。两年后的1998年，小镇的失业率为州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人口流失，下降到 近80年来的最低点，只有两万四千人。
小镇濒临衰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种状况刺激了州政府和地方官员，他们积极考虑如何复苏经济、挽救小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规划原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发展。该小镇原来有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叫NLDC，宗旨就是协助本镇经济发展。此时他们开始恢复活动，参与规划。
1998 年1月，州政府批准，发行535万美元债券，资助NLDC的经济规划活动；发行1000万美元的债券，集资在原海军基地撤走的地区建一个州立公园。州政府 的计划宣布之后，同年2月，一家大医药公司宣布愿意在紧挨着州立公园的地方，投资3亿美元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当地经济规划者希望这个研究机构就像当年的军 事基地一样，能够带来工作机会，从而激活小镇的经济。
经过一系列的审查，州政府批准了NLDC作出的90英亩土地的规划，市政府随即也批 准了规划。这一计划需要征地，这就是本案涉及的新伦敦市征地计划。这一征地涉及一些私有土地拥有者，其中有本案原告凯洛女士，她不愿搬家，虽然政府给出的 160万美元征地补偿金并不低，她还是在自己家门口挂上大大的牌子“此屋不售”，宣称不论给多少钱，她就是不搬，还一纸诉状把政府告进了法院。
国家征用权受到严格限制
这 个案子一路走了好几个法院，最后才来到联邦最高法院。美国从北美殖民时期就强调保护土地和房屋的私有财产权，所谓“家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 国王不可进”，大量土地为私人拥有。现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征地，在交通和城市发展中，征用私地的情况就非常普遍。土地征收为两种，一种是私人开发 商收购，一种是公家征用。
私人开发商实行开发计划，需要向原主购买土地，这种收购不涉法律上的“征地”概念。美国的私人商业开发在购地时 很少发生冲突，因为这种收购是买卖关系，按照市场规律，讲的是自愿买卖，公平交易，价钱谈不拢买卖就做不成。开发商只要算下来合算，可能付出高于当时市场 价格的代价收购。万一有人不论什么价格，死活不卖，私人开发商也无权强制收购。
此案却是政府作出的城市开发规划，它涉及一个重要概念， “国家征用权”（eminentdomain）。国家征用权是英美法系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它是指政府实体为公共目的征用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将其转为 公用，同时支付合理补偿的权力。在美国，国家征用权必须受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制约，即必须对原主作出适当补偿。宪法第五修正案承认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权，征用 私人财产而不对原主作出适当补偿是违宪的。在这一前提下，任何财产如果有必要定为公用，就不能免于被征用。
正因为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权，所 以“国家征用权”概念是一项受到严格限制的权力。这一概念在法理上有两个核心要件：“公用”（publicuse）和“合理补偿” （justcompensation）。“合理补偿”强调“合理”，在美国就是“公平市场价格”。国家征用私地也不能随意多给补偿费，因为征用开支用的是 纳税人的钱。被征用者如果认为征用补偿金不合理，可以告上法庭，寻求司法裁决，并且有权要求让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作出判决。
“公用”与“合理补偿”原则
此案中的原告宣称自己的财产为“非卖品”，因此不涉及征用补偿金是否合理，而是涉及“国家征用权”中的“公用”概念。
这 个案子的特别，是新伦敦市政府征用土地的“公用”目的，不像修公路铁路那样清楚无疑，它的征用目的是“发展城市经济”、包括商业区在内的新区开发，形式上 就像一般的商业开发。由于政府本身不拥有开发企业，没有国营州营公司，市政开发项目必须委托私人开发公司完成。人们质疑的是，它是不是由政府的开发计划来 把土地的使用权从原主手里转到其他私人的手里。
联邦最高法院注意到，在康州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法官们虽然对裁决有分歧，但是都确定，在这 个案子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在这个案子里，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是审核：一、政府征用特定的土地是否确属城市合理、必须的发展，并且符合“公用”这一要求； 二、征用的土地是否确属合理的预期发展计划，也就是有没有过度征用。联邦最高法院并不重新审视规划细节，那是下级法院的事情，联邦最高法院是裁定前面法院 的判决是否违宪。
结果，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决，维护了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新伦敦市的征用土地计划，符合“公用”的法律要 求，只要满足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要求，对原主作出合理的补偿，这一计划就符合“国家征用权”的标准，康涅狄格州政府和新伦敦市政府动用“国家征用权”就是合 法的。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有一票之差，说明这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裁决，其原因在于此案的“公用”概念在具体实施中，必须有私人开发商的 参与。这就产生了是否会损害民众私人利益而让大企业获利的疑问。联邦最高法院著名女大法官欧康诺表示反对，并在最高法院意见书后附加了篇幅更长的反对意 见，首席大法官兰奎斯特等另外三位大法官附议支持了欧康诺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纽约时报》刊登了来自民间的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这一裁 决保障“公用”土地，维护了公众的利益；反对者担心，以后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案子的判决，以政府行为滥用“国家征用权”。其实，最高法院并没有说以 后凡是商业开发，政府都可以征地。它是针对新伦敦市的案情，确认政府以协助商业开发的形式，来推动社区的公共利益，可以算是符合“公用”的法律要求，从而 是可以动用“国家征用权”这一概念的。至于作出合理补偿，并且在征地、招标、发包等开发过程中实行公开透明的程序，符合现有法律的约束，这几乎是不言而喻 的要求。
此案的裁决，只是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了动用“国家征用权”，必须以“公用”和“合理补偿”为原则，只有这样才不致破坏国家对私 有财产权的保护。五比四裁决传达了最高法院的谨慎，因为对“国家征用权”的适用范围作出一次新的解释，可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票之差表明，大法官们 都意识到，“国家征用权”的滥用，会侵犯私人财产，破坏这个国家作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
中国国内媒体以该案例来说明“美国磨刀霍霍向私产”，“抛弃了私有财产权的原则，牺牲中产阶级利益，给予富裕阶层‘不成比例的影响和权力’”，这种说法，恐怕是有些想当然了
Sunday, March 25, 2007
Sunday, March 4, 2007
新井一二三: 我这一代东京人
新井一二三,1962年生，日本东京人。中文专栏作家，明治大学（东京）讲师。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留学。中文著作有《东京上流》（台湾大田出版，以下同）,《午后四时的啤酒》、《我和阅读谈恋爱》等十多种
我 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 对儿媳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 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 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 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 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 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 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 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64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 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 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 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 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 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 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 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 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 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 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 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 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 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 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 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 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 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 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 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 说过，他小时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 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 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 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 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 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 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 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进自卫队基 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 的三岛头部相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亲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 大以后开始看各种评论才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 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基本认为三岛之死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 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OO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 者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ch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地来 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 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 去；小轿车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 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 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 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 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 《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 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 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两个月就 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 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 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 是没有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 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 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 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 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 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 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 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 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 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 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 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 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 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 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 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 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 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 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 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 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 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部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 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 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 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 然没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 摇滚乐，在亲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 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 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 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 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 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 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 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 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 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 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 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的第二外语是当 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中，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 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数 人在学习汉语的。作为惟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 我们系的汉语主任士著名的音韵学者滕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 早大来当客座教授。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滕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 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 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滕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 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 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 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候，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 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笑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扁制过的。哇，多么特别！ 可以说，横滨中华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 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了 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 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大，几 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于社会体制之不 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 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 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着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时装杂志《JJ》一模 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 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 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 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个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经历过“火红 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 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 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 《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 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 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连天 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 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 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 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 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 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 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 暑假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级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 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他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 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 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也争先恐后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了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斯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候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 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 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底的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 （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独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查着字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 是恋情么？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通过了选拔考试，出 发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 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中跟各地 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 生活结束以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这海外，不久就提出辞呈，订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 流。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以后， 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 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 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 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 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 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 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 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都解体了。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 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领到 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过年，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 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 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作“失 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 破裂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这个词，中 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很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 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储 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 楼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 导下越走越非理性。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 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OO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 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 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 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 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 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供职于大 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 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 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是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 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 《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 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OO三年 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 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 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 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 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人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里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附 记：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得总经理崛江贵文（俗称Horl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 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得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 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 后，崛江付三亿日元（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 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
我 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 对儿媳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 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 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 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 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 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 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 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64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 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 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 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 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 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 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 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 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 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 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 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 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 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 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 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 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 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 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 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 说过，他小时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 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 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 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 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 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 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 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进自卫队基 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 的三岛头部相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亲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 大以后开始看各种评论才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 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基本认为三岛之死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 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OO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 者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ch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地来 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 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 去；小轿车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 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 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 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 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 《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 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 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两个月就 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 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 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 是没有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 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 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 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 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 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 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 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 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 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 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 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 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 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 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 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 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 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 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 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 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 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部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 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 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 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 然没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 摇滚乐，在亲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 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 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 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 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 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 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 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 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 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 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 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的第二外语是当 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中，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 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数 人在学习汉语的。作为惟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 我们系的汉语主任士著名的音韵学者滕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 早大来当客座教授。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滕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 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 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滕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 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 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 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候，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 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笑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扁制过的。哇，多么特别！ 可以说，横滨中华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 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了 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 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大，几 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于社会体制之不 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 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 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着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时装杂志《JJ》一模 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 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 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 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个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经历过“火红 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 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 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 《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 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 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连天 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 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 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 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 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 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 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 暑假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级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 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他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 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 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也争先恐后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了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斯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候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 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 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底的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 （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独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查着字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 是恋情么？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通过了选拔考试，出 发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 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中跟各地 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 生活结束以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这海外，不久就提出辞呈，订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 流。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以后， 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 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 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 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 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 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 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 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都解体了。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 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领到 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过年，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 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 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作“失 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 破裂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这个词，中 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很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 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储 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 楼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 导下越走越非理性。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 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OO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 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 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 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 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 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供职于大 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 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 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是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 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 《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 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OO三年 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 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 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 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 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人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里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附 记：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得总经理崛江贵文（俗称Horl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 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得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 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 后，崛江付三亿日元（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 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
从我的经验谈北京土著之住房及其他 (zz from newsmth)
编者按：
今天在水木社区看到的一个八卦帖子“从我的经验谈北京土著之住房及其他”，主要关于北京人与外地人，作者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现在国外生活的北京人。文章观点虽然未必都有道理，但是文笔还算流畅，也颇为感性，挺有意思的。
发信人: PsyYiYi (小z), 信区: RealEstate
标 题: 从我的经验谈北京土著之住房及其他
发信站: 水木社区 (Mon Mar 5 00:06:06 2007), 站内
ABSTRACT （鉴于确实是长了点儿）:
如果北京的老城和新城没有时空的交错，那该多好？
可“新城”是践踏了老城而来。
不过我并不是否定现在的城市，毕竟政府缺乏前瞻性，北京已经不得已承担了这个历史责任。至少从表面上老北京——我的家乡 已经 被外来的人们覆灭了。这没什么，正像大家所说，我的祖先大概也曾覆灭过“老”北京，虽然肯定拆得没这次彻底，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也文明的多。
北京人，已经是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如果让我定义：北京人——愿意并事实上在北京生活的人。
我只是希望北京人（无论北京人的定义如何）的人本之间能互相理解，以维护这个城市——不管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至少人们应该去热爱这个城市，既然生活在这里，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像我一样。
而不是一边怨恨这个城市的压力，一边否定它是北京人（无论北京人的定义如何）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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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Background:
父 姓原满族，湖南人领军入城的时候被迫改为汉人，并改汉姓（现在我和我爸爸我爷爷的姓都不一样…）。家族原是镶黄旗旗人，在京150余户。家族在 怀柔密云各有一处本性的村子，解放前主要成分是地主，不是显赫氏族，世代为皇族守坟。父亲为总工程师，1980-1990年间参与北京所有载重汽车设计， 现做交通市场管理。
母性原汉族，家族显赫时三朝进士，后改满族姓。湖南人领军入城时改为为汉人，并改汉姓（刘姓或许也非汉姓）。家族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教师。母亲为婴幼儿教育专家，副教授，某妇幼保健类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我是北京人——希望大家可以认可这一点——崇拜北京猿人化石的别瞻仰我，可以到山顶洞去。我崇拜这个城市，在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偶尔炫耀自己的家族、口音和人文。
我19岁前居于西单某胡同一四合院内，四合院主屋共三进+东西二房，前院影壁后有榆树和核桃树，后院有香椿和枣树，后院侧原有亭子，后改为书房，西房后原有车库改为独院，文革中被一外地人占领，后未归还。
19岁后因拆迁居于北三环一2居室。66平米。
Instruction --------------------------------------------
先 给大家普及一些北京土著基本知识。北京土著主要分两类：北城人（东城西城）和南城人（宣武）。北城人主要指八旗子弟和王侯公爵，南城人主要是世居于北京的 汉人，占主要人口，相对贫穷。北京菜也分两个菜系，北城菜系，主要是清真菜系，也叫宫廷菜系，比如萨其马、肉丁馒头，比较精致。南城菜系则是更为传统的北 京菜，比如炒红果、京东肉饼。
大家总以为北京人占了其他省市的人多大的便宜，这是合情理的。不过北京人自处于皇城脚下自己的城市里，千年 来一直是弱势群体。的确，人民政府对北京的投资非常巨大；可是，人民生活的改善才意味着真正的经济增长，这已经是广为接受的标准。近年来山西煤矿主带着大 笔的资金涌入北京，只要能花钱的地方就上——他们的黑钱为北京政府做出了贡献，但是北京人得到收益了么？混淆这两个概念讨论就没有价值了。
Poor guys ---------------------------------------------
中 国的经济增长使得最底层的人民有了极大的物质改善，比如北京的最低工资为700多元，已经够一个有房产的人幸福的吃饱了。但是，不足以在北京为他们的孩子 提供教育资金，不足以在北京看一次感冒，更别说大病了。而95年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满足的。外地人对北京的贡献，更多的是抢占了北京的体力劳动力市场，建 筑和服务业、餐饮业。在这些行业北京人无法与外地人竞争，因为他们的生活成本数倍于那些外来者。
北京是文化中心，并不是工业或者商业中心，人们没有能力大规模的找到工业带来的工作机会。
同 志们：大家在看到那些外地农民工为北京增砖添瓦的时候，可看到得到荣耀的是谁了么？是整个国家。他们有了景仰的目标，尤其是有了攀爬的温床；但是却牺牲了 北京的劳动者。我举个例子，2000年左右，朱镕基先生进行n大改革之时北京传说有30%的人下岗。具体数字无从查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位同学都 突然发现自己的亲戚里有双亲都下岗的。这对北京人来说是巨变——因为无数人从悠闲的生活变成只能靠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子为生。这是事实，这是很多以为清华不 是郊区，从没进过北京城的清华学子所不知道的。
任何一个社区里，体力劳动力都是占主要成份的。即便在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是靠part-time job维持生活。讨论精英们的收益而忽视下层人们困难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Rich guys ^^ -----------------------------------------------
我 家原有四合院地处西单，10分钟的步行路程内有北京最好的小学和中学，北京最大的闹市之一，和北京卖钻石最便宜的地方。20分钟则可走到北京天安门，和北 京最最口水的羊肉制品聚集地：牛街。我小时候的生活是在院子里种葡萄、种花生，养兔子、刺猬，堆雪人，爬房，胡同里总有一堆小孩踢锅、打球、下棋，在院子 里搭起工作台，爸爸陪着我做航模。这曾是大部分北京土著的生活。朱镕基先生的n项改革之后，我家300多平米的房子被算成60多，返了80万——那房子 3000万都不只。
给我3000万我也不会卖那房子的。我的儿子再不会有那样幸福的童年了。
北京的精英人群是文化人群， 比如收藏者、比如文人，不是商人、也不是政客。这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在住房改革中把自己的老房子换成钱，搬出了北京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文化，离开了自 己原来的生活。我知道这个追求的层面相比中国那8000万年收入低于千元的家庭来说太高了。但是——这是北京人和温州、太原、上海人的本质区别。
这种主流文化贯穿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曾经的每个胡同里。在路过银锭桥北京人领着你望西山的时候。
The old beijing city has gone ---------------------------
曾经朱德准备建北京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强烈要求在西直门外另建一个人民京城，省得破坏北京的人文，何况新建一个首都比拆了北京再建起来成本不知道低多少。
关于当时的决策者，我只能引用江总书记的话说：Naive。作了百害而无一利的选择。这体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北京一把手职权过大（副总理级），历来多不是北京人担当，以前的陈希同被整地那么惨。这样的政府会为北京人考虑么？会理解这古城的文化么？我不知道。
我有时会说：那个湖南人拆了我的家乡。
同 志们，你可知道拆北京城墙时，我跟着我二叔（就职于国子监）半夜到工地去捡拆下来的城砖的心情么？——这是我的家乡！新时代的北京人不会为那砖瓦唏嘘，因 为这不是你们的家乡。电影《Troy》中，Troy城主出现在敌营的帐篷里，Archiles问他，你怎么会在这里，Troy城主对他说：“我熟悉我的城 市胜于你，因为我爱我的城市”。
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该热爱自己的城市，自从90年以后，北京建设文明城市，随地吐痰，遇见问路的不好好指路，垃圾随意丢弃，开车违章并线这类问题在北京人身上已经极少了。移居北京的同志们，你们热爱北京这个城市么？
北 京的穷人们，大多数已经被轰出北京城了，他们是被我们同情的，而且退出了北京的舞台；现在的北京，60%以上不再操着特有的儿话音，土著们的生活空间也被 压缩着。北京人的父母们并不比其他省市的父母更有优势，北京人购房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甚至拥有北京户口的年轻人的数量，北京土著也早已不占优势。
we all here! -----------------------------------------------
我 毕业于清华EE，找不到工作只好出国读了PhD，现在在某个“发达”国家的城市里生活，我试图赚到足够的首付然后回国，我热爱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我无法 体会那些愿意留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国。一如我无法体会那些不爱北京的人，为什么千辛万苦的留在北京；那些随地吐痰、鄙视北京文 化，鄙视郭德刚的人为什么挤破脑袋留在北京？
而留在北京的同志们，又为何对祖居于北京的我们颇有微词？不知你们能否理解我们看着家乡的巨 大变化而伤感，能否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是多么梦想当时首都建在西直门外，而国子监堆着的那几块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城砖还在它原来的位置？能否理解你们来了之后 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对我们的冲击？能否理解那些住在通县、昌平、丰台的北京人，身边不再有西单、什刹海、王府井和八一湖——而这是他们在乎你们并不在 乎的！
来自外地，在北京发展的同学们是很艰难的，艰难于独特的文化和北京高昂的生活费用，以及面对本地人文微妙的感觉。我们理解，我们也 需要你们承认：北京人相对于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土著人群，都是最友好而温和的，跟北京人相处，你或许会恼火于北京人的自大，但是不会感受北京人的排外， 北京的高中生或是中年人都能跟农民工坐在一起吃饭，你行么？或许北京人自古处于弱势，从不集体性的轻视任何符合道德规范的社会阶层。
而今天，外地人把在北京生活的压力，慢慢的扩散到了北京土著的身上，毫无分别地；我们都需要努力工作去实现更好的生活。我们同样希望你们——至少那些认为是新生代北京人的人们——热爱这个城市——这个在我们心中最伟大的城市。
今天在水木社区看到的一个八卦帖子“从我的经验谈北京土著之住房及其他”，主要关于北京人与外地人，作者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现在国外生活的北京人。文章观点虽然未必都有道理，但是文笔还算流畅，也颇为感性，挺有意思的。
北京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它附着在户口、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公平、奥运会、交通和环境压力、和谐社会等诸多社会话题 上，不断的被重复、争论。而作为每个个体，这种争论直接反映在每个人的身份认同上。对于所谓的老北京而言，北京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的家，而他们这个家已 经被外地来的干部和民工们搞得面目全非；对于所谓的外地人，他们认为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有权利在这里生活。屁股决定脑袋，作为一个曾 经短期在北京 工作生活，至今户口仍在北京的外地人，我自然偏向第二种观点，但是这个帖子让我第一次平心静气的感受了事情的另一面。
北京 的问题，与其 说是城市问题，不如说是区域问题，芒福德的那句“城市规划首先是区域规划”的论断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北京面临的巨大外来人口压力，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严 重失衡造成的，是靠北京自身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只要那么多稀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京，外地人就永远有不竭的动力要进入。北京修再多的 路和地铁，都只是暂时的缓解。长期来看，这种供给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多的引致性需求，让更多人有更大的动力留在或者进入北京。
北京 的问题，与其 说是城市问题，不如说是区域问题，芒福德的那句“城市规划首先是区域规划”的论断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北京面临的巨大外来人口压力，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严 重失衡造成的，是靠北京自身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只要那么多稀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京，外地人就永远有不竭的动力要进入。北京修再多的 路和地铁，都只是暂时的缓解。长期来看，这种供给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多的引致性需求，让更多人有更大的动力留在或者进入北京。
办 法大概有三个：（1）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其他城市，至少是其他大城市与北京的差距；（2）什么都不干，停止任何公共设施的扩建和增加，随着北京人越来 越多，城市的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超过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人们不在有动力继续进入或者生活在北京，最终形成一个平衡；（3）建立更加严格的户口和人口流动管制，对外地人进京实行签证制度（要比 进入美国的签证还难，hehhe）。你觉得哪一个好？
发信人: PsyYiYi (小z), 信区: RealEstate
标 题: 从我的经验谈北京土著之住房及其他
发信站: 水木社区 (Mon Mar 5 00:06:06 2007), 站内
ABSTRACT （鉴于确实是长了点儿）:
如果北京的老城和新城没有时空的交错，那该多好？
可“新城”是践踏了老城而来。
不过我并不是否定现在的城市，毕竟政府缺乏前瞻性，北京已经不得已承担了这个历史责任。至少从表面上老北京——我的家乡 已经 被外来的人们覆灭了。这没什么，正像大家所说，我的祖先大概也曾覆灭过“老”北京，虽然肯定拆得没这次彻底，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也文明的多。
北京人，已经是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如果让我定义：北京人——愿意并事实上在北京生活的人。
我只是希望北京人（无论北京人的定义如何）的人本之间能互相理解，以维护这个城市——不管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至少人们应该去热爱这个城市，既然生活在这里，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像我一样。
而不是一边怨恨这个城市的压力，一边否定它是北京人（无论北京人的定义如何）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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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Background:
父 姓原满族，湖南人领军入城的时候被迫改为汉人，并改汉姓（现在我和我爸爸我爷爷的姓都不一样…）。家族原是镶黄旗旗人，在京150余户。家族在 怀柔密云各有一处本性的村子，解放前主要成分是地主，不是显赫氏族，世代为皇族守坟。父亲为总工程师，1980-1990年间参与北京所有载重汽车设计， 现做交通市场管理。
母性原汉族，家族显赫时三朝进士，后改满族姓。湖南人领军入城时改为为汉人，并改汉姓（刘姓或许也非汉姓）。家族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教师。母亲为婴幼儿教育专家，副教授，某妇幼保健类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我是北京人——希望大家可以认可这一点——崇拜北京猿人化石的别瞻仰我，可以到山顶洞去。我崇拜这个城市，在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偶尔炫耀自己的家族、口音和人文。
我19岁前居于西单某胡同一四合院内，四合院主屋共三进+东西二房，前院影壁后有榆树和核桃树，后院有香椿和枣树，后院侧原有亭子，后改为书房，西房后原有车库改为独院，文革中被一外地人占领，后未归还。
19岁后因拆迁居于北三环一2居室。66平米。
Instruction --------------------------------------------
先 给大家普及一些北京土著基本知识。北京土著主要分两类：北城人（东城西城）和南城人（宣武）。北城人主要指八旗子弟和王侯公爵，南城人主要是世居于北京的 汉人，占主要人口，相对贫穷。北京菜也分两个菜系，北城菜系，主要是清真菜系，也叫宫廷菜系，比如萨其马、肉丁馒头，比较精致。南城菜系则是更为传统的北 京菜，比如炒红果、京东肉饼。
大家总以为北京人占了其他省市的人多大的便宜，这是合情理的。不过北京人自处于皇城脚下自己的城市里，千年 来一直是弱势群体。的确，人民政府对北京的投资非常巨大；可是，人民生活的改善才意味着真正的经济增长，这已经是广为接受的标准。近年来山西煤矿主带着大 笔的资金涌入北京，只要能花钱的地方就上——他们的黑钱为北京政府做出了贡献，但是北京人得到收益了么？混淆这两个概念讨论就没有价值了。
Poor guys ---------------------------------------------
中 国的经济增长使得最底层的人民有了极大的物质改善，比如北京的最低工资为700多元，已经够一个有房产的人幸福的吃饱了。但是，不足以在北京为他们的孩子 提供教育资金，不足以在北京看一次感冒，更别说大病了。而95年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满足的。外地人对北京的贡献，更多的是抢占了北京的体力劳动力市场，建 筑和服务业、餐饮业。在这些行业北京人无法与外地人竞争，因为他们的生活成本数倍于那些外来者。
北京是文化中心，并不是工业或者商业中心，人们没有能力大规模的找到工业带来的工作机会。
同 志们：大家在看到那些外地农民工为北京增砖添瓦的时候，可看到得到荣耀的是谁了么？是整个国家。他们有了景仰的目标，尤其是有了攀爬的温床；但是却牺牲了 北京的劳动者。我举个例子，2000年左右，朱镕基先生进行n大改革之时北京传说有30%的人下岗。具体数字无从查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位同学都 突然发现自己的亲戚里有双亲都下岗的。这对北京人来说是巨变——因为无数人从悠闲的生活变成只能靠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子为生。这是事实，这是很多以为清华不 是郊区，从没进过北京城的清华学子所不知道的。
任何一个社区里，体力劳动力都是占主要成份的。即便在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是靠part-time job维持生活。讨论精英们的收益而忽视下层人们困难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Rich guys ^^ -----------------------------------------------
我 家原有四合院地处西单，10分钟的步行路程内有北京最好的小学和中学，北京最大的闹市之一，和北京卖钻石最便宜的地方。20分钟则可走到北京天安门，和北 京最最口水的羊肉制品聚集地：牛街。我小时候的生活是在院子里种葡萄、种花生，养兔子、刺猬，堆雪人，爬房，胡同里总有一堆小孩踢锅、打球、下棋，在院子 里搭起工作台，爸爸陪着我做航模。这曾是大部分北京土著的生活。朱镕基先生的n项改革之后，我家300多平米的房子被算成60多，返了80万——那房子 3000万都不只。
给我3000万我也不会卖那房子的。我的儿子再不会有那样幸福的童年了。
北京的精英人群是文化人群， 比如收藏者、比如文人，不是商人、也不是政客。这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在住房改革中把自己的老房子换成钱，搬出了北京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文化，离开了自 己原来的生活。我知道这个追求的层面相比中国那8000万年收入低于千元的家庭来说太高了。但是——这是北京人和温州、太原、上海人的本质区别。
这种主流文化贯穿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曾经的每个胡同里。在路过银锭桥北京人领着你望西山的时候。
The old beijing city has gone ---------------------------
曾经朱德准备建北京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强烈要求在西直门外另建一个人民京城，省得破坏北京的人文，何况新建一个首都比拆了北京再建起来成本不知道低多少。
关于当时的决策者，我只能引用江总书记的话说：Naive。作了百害而无一利的选择。这体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北京一把手职权过大（副总理级），历来多不是北京人担当，以前的陈希同被整地那么惨。这样的政府会为北京人考虑么？会理解这古城的文化么？我不知道。
我有时会说：那个湖南人拆了我的家乡。
同 志们，你可知道拆北京城墙时，我跟着我二叔（就职于国子监）半夜到工地去捡拆下来的城砖的心情么？——这是我的家乡！新时代的北京人不会为那砖瓦唏嘘，因 为这不是你们的家乡。电影《Troy》中，Troy城主出现在敌营的帐篷里，Archiles问他，你怎么会在这里，Troy城主对他说：“我熟悉我的城 市胜于你，因为我爱我的城市”。
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该热爱自己的城市，自从90年以后，北京建设文明城市，随地吐痰，遇见问路的不好好指路，垃圾随意丢弃，开车违章并线这类问题在北京人身上已经极少了。移居北京的同志们，你们热爱北京这个城市么？
北 京的穷人们，大多数已经被轰出北京城了，他们是被我们同情的，而且退出了北京的舞台；现在的北京，60%以上不再操着特有的儿话音，土著们的生活空间也被 压缩着。北京人的父母们并不比其他省市的父母更有优势，北京人购房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甚至拥有北京户口的年轻人的数量，北京土著也早已不占优势。
we all here! -----------------------------------------------
我 毕业于清华EE，找不到工作只好出国读了PhD，现在在某个“发达”国家的城市里生活，我试图赚到足够的首付然后回国，我热爱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我无法 体会那些愿意留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国。一如我无法体会那些不爱北京的人，为什么千辛万苦的留在北京；那些随地吐痰、鄙视北京文 化，鄙视郭德刚的人为什么挤破脑袋留在北京？
而留在北京的同志们，又为何对祖居于北京的我们颇有微词？不知你们能否理解我们看着家乡的巨 大变化而伤感，能否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是多么梦想当时首都建在西直门外，而国子监堆着的那几块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城砖还在它原来的位置？能否理解你们来了之后 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对我们的冲击？能否理解那些住在通县、昌平、丰台的北京人，身边不再有西单、什刹海、王府井和八一湖——而这是他们在乎你们并不在 乎的！
来自外地，在北京发展的同学们是很艰难的，艰难于独特的文化和北京高昂的生活费用，以及面对本地人文微妙的感觉。我们理解，我们也 需要你们承认：北京人相对于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土著人群，都是最友好而温和的，跟北京人相处，你或许会恼火于北京人的自大，但是不会感受北京人的排外， 北京的高中生或是中年人都能跟农民工坐在一起吃饭，你行么？或许北京人自古处于弱势，从不集体性的轻视任何符合道德规范的社会阶层。
而今天，外地人把在北京生活的压力，慢慢的扩散到了北京土著的身上，毫无分别地；我们都需要努力工作去实现更好的生活。我们同样希望你们——至少那些认为是新生代北京人的人们——热爱这个城市——这个在我们心中最伟大的城市。
Friday, March 2, 2007
北京公交出行距离短耗时长 吸引力远逊于小汽车
历时一年多的北京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结果正式出台。根据调查表明，目前，北京公共交通的竞争力明显低于小汽车。市民乘公共电、汽车出行较小汽车出行平均 距离要少4.5公里，但所需的时间耗费却超出24.3分钟。而人们乘坐地铁的距离，与小汽车相当，但时耗却增加36.3分钟。
现状分析：公交竞争力低于小汽车
本次调查是继1986年、2000年之后，由北京市交通委牵头组织开展的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目的是为北京交通未来的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本次调查共设置8大项，12个专项。调查对象涉及居民81760户，机动车226万辆，出租车6529辆，各类单位600个。本次居民出行调查的对象是 调查区域内所有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其中还包括接近40%的有车家庭。调查对象还包括常住外来人口。而本次居民出行调查区域包括整个北京市域范围，包含城八 区及十个远郊区县，重点范围是六环路以内。
据了解，调查工作从2004年年末开始技术筹备，2005年9月正式启动，至2006年11月数据处理工作基本完成，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交通基础数据，所有数据统计时间大部分截止2005年年底。
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乘公共电、汽车出行较小汽车出行平均距离要少4.5公里，但所需的时间耗费却超出24.3分钟。而人们乘坐地铁的距离与小汽车相当，但时耗增加36.3分钟。这说明，公共交通的竞争力显著低于小汽车。
应对措施公交专用道将彩色铺装
在调查分析中，有关方面提出需不断加大公交优先力度，努力调整出行结构。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年6月底前，北京将完成二、三环试验段和全天、白天时段公交 专用道彩色铺装。11月底前，新增公交专用道50公里。白颐路中央专用道建设也将在年内完成。到2010年，北京将拥有450公里公交专用道，其中二、 三、四环路将全部划上公交专用道。它们将根据客流和道路条件分时、分段设置，并且形成网络，弥补目前165公里专用道尚未形成网络导致公交整体运行速度仍 然偏低的不足。
此外，在未来，北京还将在南中轴路、安立路、广渠路、朝阳路、阜石路和林翠路六条路上建设大容量快速公交车道。
同时，北京公交和地铁车辆都将更新成空调车，以改善乘车环境，以加大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调查分析
1.轿车激增改变市民出行方式
2005年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258.3万辆，较2000年增长71.1%。其中私人小汽车134.3万辆，增幅452.7%。目前，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92.5万辆，今年5月底，将突破300万辆大关。
而每辆小汽车日均使用次数为3.16次，这个较2000年变化虽然不大，但每次平均载客率却仅为1.26人，还不足两人，空驶率较2000年增加。
2005年北京市居民除步行外，在各种交通方式出行构成中，选择包括地铁和公交车在内的公共交通的人的比例为29.8%，较2000年增长了3.3个百 分点。而小汽车出行比例达29.8%，较2000年增长了6.6个百分点。此外，自行车比例下降明显，出行比例为30.3%，较2000年下降了8.2个 百分点。而10.1%的人选择了其他方式。
据介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仍是北京市民的重要出行方式，但这个比例也正随着小汽车保有量 的激增而越来越小。专家介绍，自行车统治的时代正在逐步远去。小汽车的不断涌入，深刻改变了北京市民出行行为和生活习惯。虽然公交建设初显成效，但也同样 面临着小汽车增长更快的严峻挑战。而小汽车的增加和“空驶率”的上升，加上路网不完善，使得交通拥堵加剧。
2.市民通勤出行比例下降一成
调查数据显示，5年来，北京市民在出行目的、方式和区域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截至2005年底，北京每天有2920万人次奔走在市区各个地方。市民平均每次出行距离由2000年的8.0公里增加到9.3公里。日出行次数和距离分别增长26.90%和16.25%。
在全部人员出行中，通勤上下班的比重为47.5%，相比2000年减少10.3%。而生活类出行比重达24.3%，较5年前增长7.9个百分点，其他目的为28.2%。出行时间集中而道路流量高峰提前且有所延长，高峰与平峰间差别缩小。
专家分析，北京人现在出门，虽然仍以上班为主，但增加了更多的生活元素，出行目的呈现多样化趋势，“也就是说，人们现在正在学着享受，上班只是出门的一部分。”此外，由于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交通需求也在持续增加。
3.三成市民乘坐地铁进出四环
早高峰时段，北京人平均每1.68人中，就有1人进出四环。并且，平均每3.1个人中就有1人是通过轨道线路进出四环的，比例达到三成多。而途经主要联 络线，如八达岭高速公路、安立路、京通公路、京开高速公路、京石高速公路等进出四环的市民，平均每1.49个人中就有1人。
据分析，这一组数字说明，随着城市空间调整，出行流向正在改变。市民出行活动中心有随城区扩展外移之势。以前人们是在三环或二环内活动，而现在更多人出行是围绕着四环来“转"的，但市民出行去往城中心的态势依然没有根本变化，“潮汐”现象突出。
4.出租车空驶率居高不下
调查显示，2005年，北京出租车保有量为66646辆，每车日行驶里程为300.9公里，是其他小汽车的6.8倍。而出租车在路上行驶的利用率仅为 53.8%，并且四环内出租车出行占全市出租车出行总量的93%。据分析，北京出租车保有量偏高，空驶率居高不下，并且交通资源无效占用严重。同时，出租 车的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多数司机只愿意在四环内活动。(刘洋）
现状分析：公交竞争力低于小汽车
本次调查是继1986年、2000年之后，由北京市交通委牵头组织开展的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目的是为北京交通未来的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本次调查共设置8大项，12个专项。调查对象涉及居民81760户，机动车226万辆，出租车6529辆，各类单位600个。本次居民出行调查的对象是 调查区域内所有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其中还包括接近40%的有车家庭。调查对象还包括常住外来人口。而本次居民出行调查区域包括整个北京市域范围，包含城八 区及十个远郊区县，重点范围是六环路以内。
据了解，调查工作从2004年年末开始技术筹备，2005年9月正式启动，至2006年11月数据处理工作基本完成，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交通基础数据，所有数据统计时间大部分截止2005年年底。
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乘公共电、汽车出行较小汽车出行平均距离要少4.5公里，但所需的时间耗费却超出24.3分钟。而人们乘坐地铁的距离与小汽车相当，但时耗增加36.3分钟。这说明，公共交通的竞争力显著低于小汽车。
应对措施公交专用道将彩色铺装
在调查分析中，有关方面提出需不断加大公交优先力度，努力调整出行结构。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年6月底前，北京将完成二、三环试验段和全天、白天时段公交 专用道彩色铺装。11月底前，新增公交专用道50公里。白颐路中央专用道建设也将在年内完成。到2010年，北京将拥有450公里公交专用道，其中二、 三、四环路将全部划上公交专用道。它们将根据客流和道路条件分时、分段设置，并且形成网络，弥补目前165公里专用道尚未形成网络导致公交整体运行速度仍 然偏低的不足。
此外，在未来，北京还将在南中轴路、安立路、广渠路、朝阳路、阜石路和林翠路六条路上建设大容量快速公交车道。
同时，北京公交和地铁车辆都将更新成空调车，以改善乘车环境，以加大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调查分析
1.轿车激增改变市民出行方式
2005年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258.3万辆，较2000年增长71.1%。其中私人小汽车134.3万辆，增幅452.7%。目前，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92.5万辆，今年5月底，将突破300万辆大关。
而每辆小汽车日均使用次数为3.16次，这个较2000年变化虽然不大，但每次平均载客率却仅为1.26人，还不足两人，空驶率较2000年增加。
2005年北京市居民除步行外，在各种交通方式出行构成中，选择包括地铁和公交车在内的公共交通的人的比例为29.8%，较2000年增长了3.3个百 分点。而小汽车出行比例达29.8%，较2000年增长了6.6个百分点。此外，自行车比例下降明显，出行比例为30.3%，较2000年下降了8.2个 百分点。而10.1%的人选择了其他方式。
据介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仍是北京市民的重要出行方式，但这个比例也正随着小汽车保有量 的激增而越来越小。专家介绍，自行车统治的时代正在逐步远去。小汽车的不断涌入，深刻改变了北京市民出行行为和生活习惯。虽然公交建设初显成效，但也同样 面临着小汽车增长更快的严峻挑战。而小汽车的增加和“空驶率”的上升，加上路网不完善，使得交通拥堵加剧。
2.市民通勤出行比例下降一成
调查数据显示，5年来，北京市民在出行目的、方式和区域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截至2005年底，北京每天有2920万人次奔走在市区各个地方。市民平均每次出行距离由2000年的8.0公里增加到9.3公里。日出行次数和距离分别增长26.90%和16.25%。
在全部人员出行中，通勤上下班的比重为47.5%，相比2000年减少10.3%。而生活类出行比重达24.3%，较5年前增长7.9个百分点，其他目的为28.2%。出行时间集中而道路流量高峰提前且有所延长，高峰与平峰间差别缩小。
专家分析，北京人现在出门，虽然仍以上班为主，但增加了更多的生活元素，出行目的呈现多样化趋势，“也就是说，人们现在正在学着享受，上班只是出门的一部分。”此外，由于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交通需求也在持续增加。
3.三成市民乘坐地铁进出四环
早高峰时段，北京人平均每1.68人中，就有1人进出四环。并且，平均每3.1个人中就有1人是通过轨道线路进出四环的，比例达到三成多。而途经主要联 络线，如八达岭高速公路、安立路、京通公路、京开高速公路、京石高速公路等进出四环的市民，平均每1.49个人中就有1人。
据分析，这一组数字说明，随着城市空间调整，出行流向正在改变。市民出行活动中心有随城区扩展外移之势。以前人们是在三环或二环内活动，而现在更多人出行是围绕着四环来“转"的，但市民出行去往城中心的态势依然没有根本变化，“潮汐”现象突出。
4.出租车空驶率居高不下
调查显示，2005年，北京出租车保有量为66646辆，每车日行驶里程为300.9公里，是其他小汽车的6.8倍。而出租车在路上行驶的利用率仅为 53.8%，并且四环内出租车出行占全市出租车出行总量的93%。据分析，北京出租车保有量偏高，空驶率居高不下，并且交通资源无效占用严重。同时，出租 车的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多数司机只愿意在四环内活动。(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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